【原创】新形势下乡村医生非法行医行为监管探讨
2019-12-02 15:22:00  来源:法润江苏

  【案情简介】

  2015年5月,乡村医生张某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观音山新城某村过渡房的临街店面内从事诊疗活动,被崇川区卫计委给予了没收药品器械和罚款的行政处罚。本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曾多次告诫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非法行医并告知其非法行医的严重后果,但当事人不听劝阻,依然采取更换地点、不挂招牌、关门拒查等手段逃避检查,继续非法行医。

  2016年4月8日,在崇川区卫计委组织的一次非法行医专项整治行动中,再次发现张某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诊疗活动,现场正有一名患者在接受静脉输液。

  【调查与处理】

  张某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诊疗活动,且因擅自执业曾受过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崇川区卫计委于2016年4月24日向其送达了本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以及其进行陈述申辩的期限和地点。后已达期限张某仍未提起陈述和申辩,2016年4月28日,崇川区卫计委对其作出了没收药品器械以及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张某于2016年6月23日自觉履行了上述行政处罚,未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法律分析】

  (一)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本案中,张某非法行医的行为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张某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实施违法行为,违反了同一行政法规,因此在实施两次行政处罚时必须注意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崇川区卫计委在对张某的两次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进行了严格区分,虽然张某的非法行医行为具有连续性的特点,但在法律上一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完成,即视为前一违法行为的结束。本案中,张某本质上是实施了两个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因此,崇川区卫计委连续两次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在处罚决定书上对违法者作出处罚的同时要求其立即改正,行为人拒绝履行其改正义务,主管行政主体可以采取多次行政处罚的方式督促其履行法定义务,直到法定义务得到履行为止。

  (二)张某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关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以及“情节严重”的情形作出了解释。本案中,崇川区卫计委认为当事人张某系乡村医生,其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且其行医地点尚未脱离广义上的乡村范畴,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主体条件。同时也未造成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法律后果。因此即使张某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符合司法解释中“情节严重”情节,但因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亦不可移送司法机关处置。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王万龙非法行医一案的请示报告》的答复:“经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答复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有“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被告人王万龙具有合法有效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且从事乡村医疗活动,因此不符合非法行医的主体要件,从而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三)跳出以罚代管怪圈。本案中对张某非法行医行为的行政处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额度存在上限,且不能按照非法行医罪将其移送司法处置。考虑其违法成本较低,行为人可能会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导致监管部门陷入违法、处罚,再违法、再处罚的恶性循环,违背了“行政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的初衷。

  【典型意义】

  本案中张某原为观音山新城某村卫生室村医,因城市建设拆迁和行政区划调整等种种原因导致其原来行医的乡村医疗机构不复存在,搬迁至过渡房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仍继续从事行医行为,期间张某也想过申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因过渡房性质为临时性质而无法申领。像张某这种类似的案例不管是在我区还是在全国都不是个例,虽情有可原,但法理不容。对此崇川区卫计委在对其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的同时,堵疏结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乡村医生管理模式。针对我区部分乡村医生无固定地点执业的情况,我区大力加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将符合资质乡村医生纳入服务站统一管理,为辖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

  历史上乡村医生(赤脚医生)对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启动,乡村医生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区将进一步深入推进乡村医生统一管理工作,保证这支基层医疗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编辑:任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