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法治”·“全面法治”

新中国法治史上的三个阶段两大飞跃

胡建淼

从理论布局上看，新中国经历了从“法制——法治——全面法治”三个阶段，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法治”到“全面法治”的两大飞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还来不及搞法制。那时，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全部解放，国民党残余部队还在，土匪盛行，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我们还来不及喘口气，第二年，1950年又被迫与美国人在朝鲜打了一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切为了前线，当时我们又没有时间搞法制。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到1954年我们有时间搞法制了，所以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叫做“五四宪法”。“五四宪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步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轨道，迎来第一个法制建设高潮。

按理说，接着我们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全面铺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是好景不长，52年至53年就“三反”“五反”“打老虎”了，54年“一化三改造”运动，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56年肃反运动，57年整风和反右，58年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同时有人民公社运动和除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放卫星”运动，59年反右，60年“整内整社”运动，64年“四清”运动，65年农业学大寨，66年至76年“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有的是必要的，不少是荒唐的。这时，中国的民主进入低谷，法制几乎消失殆尽。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方针，努力开创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都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2011年3月，吴邦国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各方面都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1997年我们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建设目标，实现了从“法制”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实现从“法制”到“法治”的飞跃，标志着我们党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和新高度。它使我国的法治建设从单纯的制度建设扩展到状态建设，使我们对法的功能认识从单纯的“专政工具”扩展到以“公平正义”治理国家和社会之“重器”，同时也为尔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治建设的实践基础。

如果说1997年党的十五大标志着我们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转变，那么十五大之后，我们党关于“法治”的理论和实践就开始走向“全面法治”。

2012年，党的十八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首次确立“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16字方针。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确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路径。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布局，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它所设计的五大法治体系和六大具体任务，使推进依法治国突出了“全面性”，标志着我们党关于“全面法治”理论的成熟，标志着我国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作了整体定位，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体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从“法治”到“全面法治”的第二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