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刘某系某网络直播平台主播，李某是该平台的注册用户，也是刘某的关注者之一。2021年3月至6月期间，李某多次充值该平台虚拟货币兑换虚拟礼物，均用于打赏刘某，共计支出26万元。李某的配偶王某得知李某私自打赏刘某，以李某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认定直播打赏行为属无效赠与行为，并要求刘某返还该26万元。

【评析】

本案中，如何认定李某在直播平台充值虚拟货币用于打赏主播的行为性质，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观点一：打赏行为系用户基于对网络主播的喜爱而对其作出的赠与，双方成立赠与合同。

观点二：网络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为用户提供一系列表演行为，用户基于对主播直播表演的认可而作出打赏，打赏内容是网络主播的表演酬劳，双方成立网络消费合同。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直播打赏行为不宜认定为赠与合同。用户和网络交易平台签订合同，通过充值将真实货币兑换成虚拟货币；用户使用个人账户内的虚拟货币，向主播发送虚拟道具礼物，即进行打赏。虽然观看网络直播不以充值或打赏为对价，但打赏并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用户打赏行为并不符合赠与合同单务、无偿的特点，用户在直播平台上的打赏，系在观看直播服务后作出，往往基于主播提供直播服务的质量及效果，打赏的内容会在直播屏幕中得到展示，可能得到主播的感谢或其他用户的评价，使打赏者获得心理满足。此外，平台虚拟货币并不能逆向换购，用户将虚拟道具或虚拟货币打赏给主播，主播收到的并非直接的货币所有权。将打赏行为认定为赠与亦不利于保护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公平和安全。

其次，用户打赏行为符合消费的对价性特点。网络直播作为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应运而生的新兴行业，具有开放性、即时性的特征。用户对直播服务感到满意可自愿打赏，不能以此当然否定打赏行为的对价性。网络演艺服务采用了非强制性的对价支付模式，能够实现即时变现，用户观看主播提供的表演服务后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打赏。刘某在直播过程中为直播用户提供了一系列表演行为，李某基于对表演行为的认可在平台充值打赏，刘某收到礼物即可变现，实为购买表演服务，即直播表演服务构成打赏行为的对价。

最后，用户与主播达成了特定服务内容的消费合意。网络直播内容带有强烈的表演性质，用户的打赏一般具有目的性和期待性，因此，主播会根据核心用户提出的直播要求或建议调整直播内容，呈现用户期待的直播画面。这高度符合网络消费合同的行为模型。对比“先达成特定合意，再履行合同”的传统交易模式，网络用户在打赏前购买虚拟币时，已与平台达成框架性合意，同意购买平台服务，并在享受特定服务决定买单额度，形成更为明确的消费合意。即使不同用户对同一直播的打赏额度存在差异，也不足以否认打赏行为中的价值交换和消费合意，故应当认定打赏用户与平台主播之间成立网络消费合同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