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将于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普法工作进入制度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重要节点，回望常州普法历程，这座城市的法治建设脚步清晰可辨。

一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对于常州城里渴望自主婚姻的青年来说，1950年春天的到来或许有着别样的意味。

《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其颁布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在当时，文盲普遍，童养媳等封建习俗仍常见，如何让“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观念破土而出？已故的常州市司法局原副局长安景康曾回忆：“当时的宣传方式是运动式的，没有常态化，还很大程度依赖群众口口相传进行普及。”法律颁布不久，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常州也不例外。

当时，地级市没有独立的司法行政部门，司法行政工作由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科承担。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婚姻法的宣传达到了高潮。工作人员采用墙报、画报、讲演等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并动员了电影放映队等加以配合，一时之间，街头巷尾都在讨论《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的剧情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法律正是由常州走出的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主持落实。普法的种子，在那一刻就与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1986年夏夜，国棉二厂纺纱机的嗡鸣暂歇。女工王杏娣和姐妹们围坐一堂，看市司法局法制宣传员陶安乐在黑板上写下“公民权利”四个大字。昏黄灯光里，宪法条文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照进生活。

这一幕，是“一五”普法的生动缩影。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普法决议，普法工作进入制度化轨道。

1981年，常州市司法局成立后，普法队伍迅速壮大。这支队伍由司法行政干部、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热心群众组成，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和社区，开展一场普法的“知识远征”。

“由于印刷厂收费高，我们就自己动手刻蜡纸、上油墨，印刷宣传资料。”武进区司法局三级主任科员巢红鹰参与了从“一五”到“八五”普法，他回忆当时的场景。那时，市区两级司法局自编法律读本，将几部法律进行精选、汇编，方便群众阅读。这些自编自印的宣传材料在政府各机关部门中间流通，大家争相传阅，它们成为广场普法活动的主角。

从“先干部后群众、先城镇后农村、先试点后带面”的路线图，到229万人参与的“法律扫盲”——这些油印的薄纸，竟成了撬动全民法治意识的杠杆。

“二五”普法（1991-1995）在坚持改革开放、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背景下着重于强化学用结合、全民普法，“三五”普法（1996-2000）则着重于推进民主法治，全面实施依法治市战略。

从“一五”到“三五”，常州普法工作累计覆盖数百万人次，完成了奠基式的“法律扫盲”。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活跃、人口流动加剧，传统的单向灌输模式面临挑战。

普法，亟需一场从“漫灌”到“滴灌”的深刻变革。

三

1999年，148法律热线在常州鸣响第一声。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外来务工者，常州的普法队伍也“活”了起来。他们不再是照本宣科的宣讲员，而是由专业律师、资深调解员组成的“维权帮手”，直接深入工地、乡镇，提供看得见、用得上的法律支持。

这条后来演化为“12348”的声波通道连通了法治与民心，标志着普法不再只是单向的“讲课”，而是变成了双向的“应答”。

随着“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常州普法的形式愈来愈丰富、普法对象越来越有针对性。到2005年“四五”普法结束时，全市农民工相关法律知识普及率达到81.6%，治安案件和刑事犯罪案件同比明显下降，真正让农民工在常州打工能挣钱、能学法、能维权。

“五五”普法（2006-2010），着重于树立法治理念，通过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和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以及倡导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文化品位和社会法治化水平，公众对普法工作的满意率达到90.8%。

“六五”普法（2011-2015），建立了“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机制，各领域各层面法治实践进一步深入，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全面铺开，“三微一端”新媒体普法体系开始发力，公众普法工作的满意率达到92.7%。

“七五”普法（2016-2020），以领导干部、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新市民成为四类重点对象，我市辖市区全部迈入全国、全省法治创建先进行列，成为江苏唯二的“全域法治城市”，史良故居入选第二批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市法宣办被评为全国“七五”普法中期先进单位。

四

时光的笔，挥毫至“八五”普法（2021-2025）的新篇章。

常州，以“法治赋能”破题、以“共建共享”落笔，以“法润龙城”的生动实践推动普法工作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常州提供内生动力和制度保障。

法律从纸面走入生活。在戚墅堰街道东方社区，“法律明白人”张广宁每天都要解答居民各种法律咨询；在武进区烯望青年社区，年轻人在法治游戏中掌握租赁合同、侵权责任等实用知识；在跨境电商企业中，一本《知识产权保护指引30问》成为出海企业的“护航宝典”。

法治建设的深度，决定了民生保障的温度。常州创新打造的“产业链+法律服务”模式，涉企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正式启动，政企通“法治服务”专区正式上线，普法润企成为常态；“小新说法”“钟司有约·法商共营”等民法典普法专业平台，让专业法律知识变得通俗易懂；1万余名“法律明白人”活跃在基层，特别是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开展的“法治派送员”项目，让快递小哥变身移动普法站。

普法方式的创新，折射出治理理念的转变。从法治电影《桂香街》的热映到法治锡剧《玉兰花开》的巡演，从“孟郊断案”系列动漫的走红到“钟检订制”普法短视频的刷屏，常州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法治故事。全市2000余个法治文化阵地、260余个普法社会组织、600余支志愿者队伍，共同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普法网络，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的转变。

从群众“口口相传”到手机屏幕上的“小新说法”，从纺织女工的夜校课堂到快递小哥的“移动普法站”，常州的普法之路，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法治宣传教育法的实施，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普法工作不再是“可选项”，而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对于常州而言，这部法律带来的不仅是新动力，更是新要求：如何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让“法润龙城”的故事更精彩，让法治真正成为每个人内心的共识和行动的自愿？

答案，就在下一个创新的实践里。